邹轶君

1935年的遵义会议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尽管那时他还不是总书记，但已经起到了实质性的领袖作用。遵义会议前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其初创时期，那时也是中国革命初步展开的时期，环境纷乱，党的建设还不成熟，党内也尚未形成健全的领导人产生的机制，领导人更替频繁。这段时期先后出现了8位领导人，分别是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

此八人自身有差异，成为领导人的缘由也各不相同，其在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也有不同，总体情况比较复杂。从家庭出身而言，多是普通家庭。从学历而言，除向忠发外都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除了向忠发、毛泽东外，其他六人都吃过洋面包。从产生因素来看，陈独秀和毛泽东是自然形成的个人魅力型领袖，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属于共产国际支持的。从党政情况看，陈独秀、博古、毛泽东是有名有实的，向忠发是有名无实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是有实无名的。从任职年纪来看，除了毛泽东外，大概都是在33岁左右。他们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影响。

1935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实质上收到共产国际的控制，中共领导人的更替也自然收到共产国际的干预。这一时期，中共在组织上没有太多的自主权，除了陈独秀因其名望在一大上“自然”成为总书记，后面的几位都多少受共产国际的摆布。因为从二大开始，就明确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要一直延续到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意义重大，正是因为其召开标志着中共开始独立自主处理党内事务，独立自主解决均是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确立，也还有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宣布”。不过，那更多的是因为在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日益被全党接受，其路线就是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正确路线。

埃里克·霍弗说：“领袖的作用，在于强化信条的确实性和权力的庄严性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把受委屈者心中的积愤清楚地表达出来，说明其应有这种积愤，并点燃对于未来的希望，即使目前有所牺牲，也是值得的。领袖要创造一幅理想的远景，那是促使自我牺牲与团结一致所不可缺少的。领袖更要掀起对于团结的热情，一种从渺小而无意义的个人生存获得解脱的感觉。”

党的领袖是党的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党的活动的中枢和核心，其首要的职责就是组织和领导党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努力扩大政治影响，为实现夺取或保持政权的政治目标而奋斗。党的领导人还是政党重要思想理论和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提出者和制定者。由于党在幼年时期各方面准备不足，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做得不够好，因而，领导人的频繁更替也不奇怪。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党的领导人从革命实践过程中造就，最终留下来的应该是最有理论修养、最有政治才干、最有群众基础与威信的优秀人物。

优秀人物成为领袖的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比别人所具备的才能更适合社会的需要；第二，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这样才能的人施展其能力。历史最终选择了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毛泽东是实至名归的中共领袖，他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均创造了巨大的建树，领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还领导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实现了从革命到执政的转换。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成为中共和中国革命的领袖，是个人、组织、社会、时代多因素合理的结果。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的个人特质契合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他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之路。